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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兰风今山余、胡家族变迁史(修订稿)  

2007-11-03 18:27: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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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山

鲤鱼山在杏山村,是杏山村南边几个山头的称谓。鲤鱼山西为大岙及牛角山,东北为华家岭,南与牟山支脉相接,北傍鹦山湖。鹦山湖,原是余支湖的一个小湖泊。宋明清至民国,因围垦不断,现在只剩下鹦山湖这一块了,湖水面积也仅及当时十分之一。站在鲤鱼山顶,可以看到山脚的百十亩湖水,被堤塘和围垦的田地分割着。鲤鱼山仅是一片极矮小的丘陵,最高处仅114米。登这小小山头,是因为据说山上有年代不明的前代遗迹,而且鲤鱼山还有一个战国至六朝的墓葬群遗址。林密草盛,山不好爬。我们从山体西侧的防火带上去,然后就进入了矮松、蔓藤、荆棘的天堂。山上植物很单一,树龄普遍较小,沿途多长长的带刺荆条。我们所看到的遗迹,起初并不是很明显,但至山腰,渐多起来,建筑面积也大起来。这些所谓的遗迹,都是岩石围成的建筑形状,向内一侧石面皆凿得平整,而外向的石面却凹凸不平。石有大小,在半立方至一立方之间,没有超过两立方的岩石。这些建筑遗迹大都是长方形,像一个石砌的坑,也有三面砌石的。因其石面的粗砺程度、不规程,岩石大小都在两立方以下,可以肯定当时营建时,人手不足,且时间很紧,缺少营制规划。这些建筑痕迹大都集中在鲤鱼山之岭顶,往往隔三十步或五十步就有一处。每一处痕迹大小不同,或是二三平米,或是五六平米,也有南北两处痕迹相连的。

       这些建筑痕迹,基本可以排除坟墓性质的建筑——作为坟墓,这些面积太小,有些根本不足以葬下一个人;更没必要使用这么笨重的岩石作为砌墓的材料。根据遗址分布情况及其可能产生的作用,也许是古时边防堡垒,用作防卫和警戒。明时,鲤鱼山东北就设有临山卫,为洪武二十年信国公汤和率众所筑。临山卫曾在临山周围设有三个关隘、九个烽堠,以御海上倭寇。

      据《临山卫志》,明时并无在鲤鱼山设置边戍岗哨。这些临时的防卫和警戒建筑,或许是一些小规模的战争遗留物,像晋时高雅芝剿孙恩(像马渚点将山,据说是高点兵之地,又有临山大小两寨,亦是高时的遗物),唐时裘甫,或是清时黄春生和太平军。

      鲤鱼山岭顶那条旧时小路,现已被茂盛的草木掩没,沿途又多带刺荆条,攀登极不便,因此未能及顶。下山后才发现,山上那段极漫长的难行之路,换到山脚平地,不过里许。

       今山与鲤鱼山

      在光绪余姚县志中,余支湖即是莺(鹦)山湖。案图志,自湖西畔之桂花庙,向南偏东为鹦山,再南偏东为牟山,牟山处于当时莺山湖之西南角。牟山东南,毗邻牛角山。牛角山之东,为今山,然后至徐轺岭(俗称自吊岭),徐轺岭在莺山湖之东南角。徐轺岭再东偏北,为华家岭,近旁有湖东闸及湖东村。榜山在华家岭之北,再北,然后是象鼻山及箭山,直至孟家塘,为莺山湖与汝仇湖之界塘。这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县境四分图之地理状况,当时处在莺山湖正南面的那些小山,被称作今山。这在道光四年(1865)的县境图和雍正的《东山志》地图中也可以得到确认。

       今山和牟山一样,不只是一个山包,而是一系列小山形成的“今”和“牟”的象形文。雍正《东山志》云:牟山,山形似牟字,其地为兰风,有牟山港、牟山庙、木莲桥……自牟山东北迤长凡四五里,列嶂如屏,阴面多雪,明霁可观,即(兰鹦)十景中所谓屏峦积雪也。”今山,也是“形如今字”,在“徐轺岭北,其西阜曰诵堂山,有诵经堂。余支族最繁衍。在当时环湖的一系列山体中,按顺时针依次为鹦山、牟山、牛角山、今山、华家岭、象鼻山和箭山。

       去年,村里“王办”告诉我,杏山村西南角之山体为牛角山,正南为鲤鱼山,然后是东南角的华家岭。华家岭的明显特征是一条修建中的公路,当越过两个山头之间的分水岭,便到了临山地界。但今山这个名字,到现在是不存在了,村里也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指认今山是现在的哪些山。

       据1987年出版的《余姚地名志》,鲤鱼山村(时属回龙乡)村委会驻地湖田里,在乡政府驻地东南2公里,境有鲤鱼山,以山得名。1949年初为中河乡十四保。1950年为杏山乡一村。所刊地图中,鲤鱼山山体与牟山乡接壤,最高峰114米,在杏山境。大岙属鲤鱼山村,属“牛角山北麓山岙”,牛角有东、西牛之分,最高峰为164米,在牟山境,与鲤鱼山相接者为东牛角。如果以华家岭和牛角山为两个可以肯定的地理座标,应该可以确认光绪志中的今山,就是今天的鲤鱼山。鲤鱼山与牛角山的分水岭是大岙,它的山脉走向是东偏南,与东偏北的华家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在兰风乡,有史记载的最早定居者是余支,而余支族最繁衍的地方就是旧时“今山”,也就是现在的鲤鱼山。雍正《东山志》载,余支为“汉时人,居今山,富而好礼,其所占之业西兰风、东好义、南云楼,山之在四明者延亘二十余里,故好义有余支堰,四明有余支山,而东山有余支湖。余支里族繁衍丁壮数千人,自东汉至北宋,簪缨不绝,而高隐者也间有人焉。”

       胡梦麟、胡辛一父子与今山余氏家族的式微

       兰风乡余支湖,以最早定居者——东汉余支——的姓名而命名。自东汉及唐,当时的余氏一族既为开垦荒蛮的第一批迁居者,又是方圆几十里的超级大家族。由唐及南宋的这一段时间里,《东山志》“选举”前五人皆是余支后人。但至南宋以后,余氏一族突然在史志中失去了任何音讯,似乎在历史的空气里蒸发了一般。这个消失的过程,似乎裹杂着某种谜团般的因素。余支“居今山,富而好礼,其所占之业西兰风、东好义、南云楼,山之在四明者延亘二十余里,故好义有余支堰,四明有余支山,而东山有余支湖。余支里族繁衍丁壮数千人,自东汉至北宋,簪缨不绝,而高隐者也间有人焉。”据《东山志》所载,余氏家族的产业令人咋舌:它西至兰风、东至好义、南至云楼,有余姓丁壮数千人,如此地域和人口几乎可以组成一个小王国了。他们不但命名了余支湖,还相继命名余支堰和余支山,以图永世。这余支湖、余支山,也就成了这个小王国里的园林。

       自汉,至唐及北宋的这一段时间,出生在余氏家族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或她们)除了享受非同一般的物质生活,还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余氏族人也因此长期维持着官宦贤达辈出的良性循环,像唐时的余昌和余衍,分别历官秘书少监和散大夫上骑都尉;后唐名士余季;宋时的余谟,官大理寺评事。并且他们用经历官宦后收敛来的财富,在华家岭以东的榜山,构筑了大量“夹径丛篁、亭池错列”用来避暑——这不仅仅是用来享受权力和金钱,而且还可以向周边的官宦家族显示自己的繁华和显赫。

      读《东山志》得知,今山有清秀寺,寺中设诵经堂(神熙中僧悟果建),邻近村人甚至把今山西阜称为诵堂山。清秀寺为宋神宗熙宁时,余氏族人所建,“召僧悟果主教事。孝宗淳熙中寺僧以千计,至理宗淳佑中,不守戒律,多淫行。胡少监辛一呈于御史陈垓毁之(淳佑十年)。”胡辛一,字先甲,四川宣抚胡梦麟之子,“初居邑之江南”,祖父“承事公墓在今山”。《东山志》称赞辛一年少时,极有智略,既毁寺,驱逐了今山的不法僧众,又惩罚了修建清秀寺的事主余氏大族。至此,以胡梦麟和胡辛一父子为代表的胡氏家族,通过合法手段驱逐了兰风的余氏族人,取而代之其在今山的地位。这是今山历史上,首次进行的大家族之间的权力更替。这个更替的前因,是余氏家族的不事收敛,过于张扬财富和权力,并且对清秀寺僧人的荒乱之事没有进行任何约束。而胡辛一恰到好处地抓住了寺中僧人在礼教和道德准绳上的致命污点,进行了并不是十分有力、却是十分有效的打击,真可谓“有智略”。余氏大族从此失去了深厚的家族渊薮和基础,分崩离析、一蹶不振,在南宋以后的几百年里,兰风余氏再没能出现一个像样的官宦或贤达之士。我想,胡辛一向御史陈垓状告清秀寺僧人之事,他的实际矛头指向了清秀寺的肇始者余氏家族。那么,具有相当风险的计划和行动,肯会得到其父四川宣抚胡梦麟的支持,而且父子俩可能经过长时间的周密预谋。因此计划一旦实施,余氏家族就像一条跌入盐缸的咸鱼,再也没有机会翻过身来——否则,凭着余氏数百年的官宦根基和物质积累,是不可能就这样迅速瓦解的。胡辛一用“兰花拂穴手”漂亮地点中了余氏“死穴”,导致余氏衰灭、胡氏取而代之的结果,《东山志》的编撰者谢起龙先生不免要感慨起小子胡辛一的“有智略”了。当然余氏家族自毁根基的做法,肯定也引起了当时士大夫群体的一致愤慨,当余氏家族在崩溃边缘时,再也无人为之喊怨或帮腔——礼教大棒舞动在余氏家族的头上时,士大夫们都是愉悦的旁观者——余氏家族过于飞扬跋扈了。即使数百年以后,谢起龙先生说起这些事时,还略带着快意——像对胡辛一所撰《惩余论》的称赞态度,和把余忠宣公所撰碑铭定性为“粗鄙”而不屑一辩的态度。胡梦麟之父承事公,墓在今山。胡梦麟,字永昌,宋淳熙进士,知寿昌军,历官四川宣抚,明史所载: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丙戌,元兵侵江州,知安东军陈严夜遁。时知寿昌军胡梦麟寓治江州,自杀。与《东山志》“咸淳(1264-1274)中,国事日非,请老归里”的说法有较大出入。但胡梦麟葬在东山是确凿的事,可能是他并非“请老归里”,而是元兵侵江州时,像知安东军陈严夜遁那样,裹家财逃逸,回到了家乡今山。否则,就无法解释兵荒马乱之时,胡家人还能把胡梦麟之尸体运回兰风故里——梦麟墓在东山,明朝初年,官方曾取其墓上石料筑临山卫城。胡辛一,以父荫补朝奉郎,历官朝奉大夫、少府少监,墓在朱鑑滩(在东山一都,界于牟山湖与余支湖之间,雍正时改名杜家滩)。观《东山志》“选举篇”中,前五人皆姓余,而第六人恰好为辛一之父胡梦麟,而梦麟之后再无余姓有经选举而致仕者,这似乎暗示着余氏家族的噩梦到来——一个家族的终结者在宋朝末年出现了,而余氏们还处在木知木觉的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之中。胡辛一在世时,尝作《罚余论》,以戒子孙,“盖惩余氏之佞佛,底于衰灭也”。辛一之《罚余论》尽管因年代久远而散佚,却仍是考证兰风今山之余氏家族衰灭乃至消失的最好证明。

       胡瀚和他的松篁小坞

        胡瀚,字川甫,出生于1381年,为心学大家王守仁(阳明)之姚籍弟子。胡瀚自18岁起从守仁游,守仁授以《传习录》、《博约说》,归家思之有省悟,作《心箴图》以自课,守仁称之为“吾小友”。守仁殁后,“王学”门户渐分,胡瀚以“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何必列标宗旨哉”反对之。为学“求心为宗”,功夫以“存心为主”。曾与钱德洪、王畿会讲学天真书院。后以恩贡就华亭训导,升崇明教谕。

        胡瀚从崇明教谕的官职退位以后,就回到老家今山,并在今山构筑起“松篁小坞”的室署,“居三十年,坐卧其中,观未发气象,号今山”(《东山志》),并在小坞著书百卷,名《今山集》。胡瀚初事阳明的经历,已为光绪《余姚县志》、《东山志》及《明儒学案》所提及,尽管在细节上稍有出入,但究竟可以说明兰风之今山,也延承了阳明的一点思想血脉。

      《东山志》中,说胡瀚为“支湖从孙”,而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却是“支湖从子”。支湖,即胡铎,字时振,号支湖,弘治末进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学副使;嘉靖初,迁湖广参;政累官南京太仆卿(见于《明史》列传卷)。志载胡铎之太舅,为兰鹦里(今杏山)陈谟,明成化进士,官至福建佥宪,出其门下者有江澜、吴雄、丁养浩、黄珣、王伯恩及兰塘冯兰,皆为当时知名之士。陈谟之祖父陈叔刚,官至吏部侍郎。因此,胡氏之淳淳学风是具备一定家族渊源的。胡铎幼孤,陈谟路过其家时,曾命之属对“白发老翁黑漆头巾斑竹杖”,小胡铎对曰“青衿学子紫罗香袋白牙梳”,陈谟闻之大喜。

        黄宗羲在《胡瀚传》中,提到胡瀚在得到王阳明之教授以后,归家思之有省悟,“支湖召而语之曰:‘孺子知学乎?学在心,心以不欺为主。’瀚唯唯。於是日从事於求心,悟‘心无内外,无动静,无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内外动静,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图》以自课。就质於阳明,阳明面进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笃行,绳简甚密。”这说明胡铎对当时阳明心学也颇有研究,并且以已心得,指拨胡瀚对心学的进一步探究。

        胡瀚是胡铎的从子或是从孙,这一点已无关紧要。在光绪《余姚县志》中,胡瀚还误成为胡榞之从孙,而我更倾向于黄宗羲之《学案》,因其成书早于《东山志》。《东山志》提及胡铎另有嫡子,名璞(或朴),以父铎荫官生历官府同知,终沈府长史。

       胡瀚号今山,而胡铎的号是支湖。支湖者,余支湖也,略“余”而号支湖,让我想起三百年前的南宋末年,胡铎先祖(胡辛一)留下的文章《惩余论》。而胡铎在三百年后,去“余”而取号为“支湖”,其意义可谓巧妙。

       胡铎墓在徐轺岭之赭石山(徐轺岭,俗名自吊岭,岭东一岩突起,曰赭石山),有“明大中大夫南京太仆寺卿支湖胡公神道碑”,今碑毁,碑拓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胡瀚墓在榜山,与其从父或从祖的胡铎,仅一(华家)岭之隔。胡氏家庙在今山,所祭为太仆卿胡铎之祖。胡铎、胡璞(朴)、胡瀚三人,继南宋末年胡梦麟、胡辛一之后,造就了今山胡氏家族史上的又一次繁荣。在明朝弘治至永乐年间,兰风乡今山一带胡氏家族的权力、学说地位,都已到了盛极一时的地步。无论是胡铎之太仆寺卿的官宦品级,还是胡瀚的松篁小坞和他百卷《今山集》中对阳明学说的阐发,都引起了当时国内士大夫阶层的侧目。

       鲤鱼山墓葬区(东汉至六朝墓葬遗址)

 

鲤鱼山墓葬区集中在鲤鱼山北侧,沿山脚约一公里长范围内。因山脚机耕路占用了鲤鱼山边缘山体,所以,我们看到的墓室已基本圯毁,墓砖外露,一片凄凉气象。在鲤鱼山上,我看到一个被盗挖后的古墓,坑有三米深,光是这样一个盗掘工程,就是个十分费力费时的活。同行的村民说,以前看到过不少盗挖出来的器皿或饰物,都已被转卖。这样的墓葬区,据说附近童家山也有,童家山“在徐轺岭南,有童氏居此,宋末富室汪彪自今山徙居,子八人皆通文学,一对公车其子孙环山而宅,至今犁田,山趾往往得古砖巨础,山之中断处相传有汪孝廉书院,明万历时蒋太常一骢置庄于此。”

 

读《六仓志》,知南宋时胡梦麟的父亲承事公,葬在鲤鱼山(今山)。后来,胡梦麟的从子辛一因余氏家族所招清秀寺僧人行为不法,扰乱祖上阴宅的清静和肃穆,于是动用官家力量,毁寺院惩余族,并在今山徙居下来。

 

及后,又有余姓万五公者,也葬于此,万五公神道碑为余忠宣公所撰。余忠宣公,即元末余阙,合肥籍,唐兀(党项)人,曾任浙东道廉访司使,累官江淮行省参知政事、淮南行省右丞,时守安庆,后败,自刭而死。我想万五公神道碑应撰于余阙在江南为官的那一段时间。余阙曾书“有里田在此,尝随先君往来其间竟不知”。孰不知今山之胡氏,乃东汉时迁居于此,为正宗的汉人,而余阙之余姓,是元时党项族之铁姓所改,是极为风牛马的事。万五公,是在《东山志》中有载的最后一个余姓族人。

 

民国《六仓志》载清代张志绪,亦葬于鲤鱼山。张志绪,字石兰,余姚皋桥人,乾隆乙卯(1795年)进士,嘉庆五年正月由刑部主事入直,曾任台湾道,官至江宁布政使,一说是山西布政使。清时梁章钜、朱智编的《枢垣记略》和姚莹的《东槎纪略》对其人其事略有记叙。把张志绪的官衔,换成现在级别,也算是个省长之类的角色,死后下葬鲤鱼山,似乎也算得鲤鱼山的一点荣耀。

 

在墓葬区的边缘徜徉,能看到一些散落的青瓷片,更多是墓砖,且大多完整。墓砖一侧有花纹,多为斜格纹、田字格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这是典型的东汉至六朝时期烧制的墓砖样式。还有少量绳纹墓砖,为东汉初期烧制特征。通常花纹墓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室,且墓砖有花纹这一侧,裸露在外,拼合成一个完整图案。因技术和知识的缺乏,我无法将那些完整的墓砖花纹进行拓印,而照相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根据墓砖烧制风格,可以肯定墓主为东汉至六朝时期的人,并且有几个墓室的空间非常庞大,不是平常布衣平民所能经营。在兰风,有史记载最早的定居者是东汉余支,他和他日后繁衍庞大的余氏家族,大都居住在鲤鱼山(今山)北面、余支湖东南面。这个家族的繁荣状况,自东汉及唐,一直维持到了南宋淳昌年间。所以,我有理由相信,鲤鱼山(今山)墓葬区属于东汉至六朝时期(1987年《余姚市志》把遗址时期上溯到战国)的余氏家族墓。说不定,最早的定居者余支也在其中。

 

附:

 

明儒王文成讲“致良知”之学,弟子著录数百人,惟学之传于同里者,以醇谨称最著者为徐爱(曰仁)、钱德洪(绪山)、闻人诠(邦正)、胡瀚(今山);德洪传沈国模(求如)、管宗圣(霞标)、史孝复(子虚),国模传韩孔当(遗韩)、俞长民(吾之)及鲁公先生。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状》

 

胡铎者,字时振,余姚人。弘治末进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学副使。嘉靖初,迁湖广参政,累官南京太仆卿。铎与璁同举于乡。“大礼”议起,铎意亦主考献王,与璁合。璁要之同署,铎曰:“主上天性固不可违,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献王不已则宗,宗不已则入庙,入庙则当有祧。以藩封虚号之帝,而夺君临治世之宗,义固不可也。入庙则有位,将位于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为之臣,死不得跻于君。然鲁尝跻僖公矣,恐异日不乏夏父之徒也。”璁议遂上。旋被召。铎方服阕赴京,璁又要同疏,铎复书谢之,且与辨继统之义。“大礼”既定,铎又贻书劝召还议礼诸人,养和平之福,璁不能从。铎与王守仁同乡,不宗其学;与璁同以考献王为是,不与同进。然其辨继统,谓国统绝而立君寓立贤之意,盖大谬云。
——《明史,列传第八十四》

 

胡瀚字川甫,号今山,余姚人。支湖铎从子也。自幼承家学,动必以礼。年十八,从阳明先生游,论及致良知之学,反覆终日,则跃然起曰:“先生之教,劈破愚蒙矣。”阳明授以《传习录》、《博约说》,日归而思之,盖有省。支湖召而语之曰:“孺子知学乎?学在心,心以不欺为主。”瀚唯唯。於是日从事於求心,悟“心无内外,无动静,无寂感,皆心也,即性也。其有内外动静,寂感之不一也,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心箴图》以自课。就质於阳明,阳明面进之。先生益自信,危言笃行,绳简甚密。……以恩贡,就华亭训导,升崇明教谕。归家三十年,筑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
——黄宗羲《明儒学案之教谕胡今山先生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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