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既然背了多少年代的“夜郎自大”的包袱,讲贵州历史,实在应该讲讲夜郎。夜郎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在祖国西南地区的以夜郎为名的地方政权。古代夜郎,有广义和狭义两个不同概念。广义的夜郎,包括除去黔东北一部分地带之外的今贵州全部地方,还包括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川南一部分。狭义的夜郎,具体就是指夜郎国,包括今贵州毕节、安顺、兴义、六盘水,云南昭通、曲靖,四川宜宾地区和广西西北部凌云一带,即所谓大夜郎国。
我们不是研究夜郎文化的专家,关于夜郎的许多历史争论,比如夜郎的范围、夜郎的政治中心、夜郎初建何年、夜郎内外的民族关系等等,应该让历史家和考古发现去解决。但是有两点是应该肯定的:一是“夜郎最大”;二是夜郎属于“耕田,有邑聚”类型的社会。这不仅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而且有多年考古发现证明。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话便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里的“西南夷”,是一个总称,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西夷”指今四川阿坝、甘孜、雅安、凉山、昌都地区。“南夷”是今贵州和云南及桂西北。西南夷包括许多部族国家或政权,其中夜郎国最大。“西南夷”按他们的经济状况而言,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夜郎、滇、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属于“耕田,有邑聚”的类型,也就是以农业为主,耕田而且不少是水田。第二句所谓“有邑聚”,古代称国为“邑”,也指城市。“有邑聚”就是已形成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所以,夜郎是有城镇的,是农耕社会,是西南夷各类型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种。西南夷其他两类,一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游牧为生,没有固定的长官和住处。一是“或土著,或移徙”,即有的农耕,有的游牧。
夜郎的面貌,多年考古发掘已经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最近,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把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图册,名叫《触摸夜郎魂》,非常精美,很形象,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由史继忠研究员配文字解说,文字也十分通俗生动,可读性强。这本画册,让人觉得“夜郎魂”是摸得着、感觉得到的。比如里面一幅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的“水塘稻田模型”彩色图片,它是一浅圆形陶盆,一半是阡陌相连的水田,并刻有一行行的水稻模样;另一半是池塘,造型有盛开的荷花,水中鱼儿悠然游动,岸边树木呈摇曳状;水田与池塘之间,有控制水流的闸门模型,上面立一只水鸟。这个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模型,是一幅充满田园韵味的图景,生动地证明夜郎“耕田”的水平。司马迁说夜郎“有邑聚”,这也有出土文物作证。普安铜鼓山有房屋遗址、灶及陶窑,毕节青场瓦窑遗址中也发现两座房屋遗址,赫章可乐汉墓中发现“干栏”式房屋模型。所谓“干栏”式建筑,就是楼上住人,楼下养牲口或堆放东西,至今贵州有些少数民族还沿袭使用。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夜郎“有邑聚”的确凿证据。出土许多陶器是夜郎人定居的标志,因为陶器易破碎,是不适宜迁徙无常的人们使用的。陶器中还有许多陶猪、陶羊、陶公鸡,据说黔西出土的陶猪形状与“可乐猪”相似。陶器中还有陶纺轮等器物,证明夜郎那时期已有纺织生产。出土的青铜器及坩埚、铜粒、铜条等,证明贵州本土汉代已可铸造铜器。所以,考古证明,在战国时期贵州确实存在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个夜郎文化,它是贵州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和源头,在当时,虽然比黄河长江流域落后,但在西南地区,它的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3、汉武帝派唐蒙修夜郎道———中央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开发贵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贵州,这便是派常修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入云南达曲靖。这条五尺道未完成,而且只是从黔西北边境擦肩而过。贵州第一次有规模的开发,应该算汉武帝派唐蒙开通夜郎道亦称南夷道,此举对古代贵州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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